陈学礼:所以就又重新回到你们最先的提问。纪录片是一个概念,民族志电影也是一个概念,纪录片没有唯一的形式,民族志电影也没有唯一的形式。但现在的环境给大家看的就几乎只有唯一的形式,所以这是目前大家看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时面临的一个比较局限的地方。拿纪录片来说,如果说拍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拍得像诗一样,是一种可能;有一个人一直在讲话是一种形式;像我最早拍的德国老师教的纪录片,只在旁边观察,不做任何介入也是一种方式;后来我自己慢慢从中解脱出来,把自己带到影片里进行拍摄,这也是一个可能……所以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的形式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多样形式的可能性再加上人的不同性,民族志电影的活力和实验性就正好可以展现出来。受到刺激的他,选择消失,不接雪花的电话。他不顾一切地自我宣泄,而把心急如焚的雪花完全丢在一边。终于见面,面对雪花关怀的双手,他却冰冷地回一句“我上哪还需要向你汇报吗?”这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刻在他骨子里的“不安生”,有时候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致命的,尤其是对一个人择偶观和婚姻观的影响,深厚又不着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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